数据的背后不仅只有商业博弈，当我们面临潜网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面对监控，同时也被卷入一场人、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技术赋予了潜网更深的隐晦性，它蛰伏在技术的脉络下，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秩序，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

　　监控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试着去问一位大厂人，是否知道或察觉自己正在被监控，不出意外，你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如果继续追问：“你是如何被监控的？”或许很少有人能和你说清楚其中门道，“就是一种感觉”。

　　这可以说是一个系统，也可以说是一种被有意构筑的、森严冷酷的秩序，但称呼为潜网也许更合适——它的规则、处罚、尺度，大部分都存在于猜测中，很多人都感觉潜网存在，但谁来放网、操控、收网，却鲜有人知。

　　王宁第一次明确感受到潜网存在，是被开除的那天。当时，她被HR单独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周围一共有4个人，后来还多了一位保安——他昨天还对着王宁说了句“早上好”。看到王宁情绪不太冷静，HR瞥了她一眼，“你知道的，怎么闹都没有用”。

　　她突然害怕了，想到之前被保安直接从办公室架走的同事，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在同事面前被毫无尊严地带走，何况她还在哺乳期。交接时间不多，王宁被告知“赶紧离开”。

　　她说自己的手机还在工位上，“要拿回来”。HR和保安在不远处注视着她，从回到工位，到拿起手机，王宁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有多余的动作，离开这栋楼前，她不能再和任何人有接触。走到桌前，身边的同事察觉到异样，微微侧头偷瞄她，王宁摇了摇头，沉默地走了。

　　保安和HR一前一后，一路将她送下楼，直到彻底走出这座大厦。楼下，王宁的丈夫在等着她，“你的东西呢？”她反应过来，自己除了手机什么都没拿，转头进去，却被告知禁止进入。她赶紧联系同事，对方说“有人一直在盯着呢”，趁领导没注意，同事只匆匆带走王宁的水杯，下楼后放在公司打卡机旁，迅速转头跑开。

　　无论王宁如何解释，她已经失去了进入的资格，尽管她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一气之下选择报警，警察到了又离开，“他们也进不去，拿不到”。

　　一般情况下，潜网极少会这样主动出现，它更多时候是隐秘的。关于潜网，大厂员工之间流传着不少江湖传言——公司内网监控、社交媒体监控，甚至无意中吐露的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潜网捕获。

　　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陈柳依隐隐察觉到这种监控的存在，工作电脑会挂在内网上，用外部电脑也需要先安装一个VPN来登入工作后台，一旦出现问题，技术部门就能调取操作历史，为了避免风险，她在内网和别人交流时会尽量避开一些关键词，比如竞品公司、业务名称、领导名字等，怕触发报警，但她也不清楚这个机制是否存在、如何运作，“只是有同事会说这个事情”。

　　一些关于潜网的猜测正在被验证。面对一份内部技术文档，程序员李望偷偷按下了截屏键，不涉及商用，他想尝试分享给朋友做技术交流。不到一会，IT部门的同事私下找到他，“不要再截图了，这回先警告你一次”。

　　李望在另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他知道IT部门负责管控所有员工的内部交流，关键字触发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李望曾经试着用微信发出公司某内部APP的名称，并安装了一个可以监测电脑对外网络传输速度的软件，发现这条文本的发送速度明显变慢，“可能一条微信正常的发送速度是几毫秒，但是这条带关键字的文本速度会慢很多，应该是被监控到了”——而正常情况下，这种速度减弱很难被肉眼感知到。

　　这曾经这是一种保护。互联网发展二十余年，从中关村的几台电脑到庞大的大厂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牵动着数据的战争、技术的战争乃至人性的战争。

　　一个互联网运营员工可能很难想象，自己手中的一条普通数据，在竞对公司眼里意义非凡。据36氪报道，一家互联网公司曾经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户线索卖给竞争对手，“保守估计，飞单损失能有上千万元”。一家百亿美金估值的公司，在关键融资阶段遭到竞争对手窃密并向投资方举报数据造假，差点毁掉融资，甚至断送公司的未来。大厂之间一边设置重重保护，另一边也通过咨询公司等各种途径打听对手的消息，并不惜为此付出高价。

　　剥开互联网公司的外壳，核心数据和代码实际极为脆弱，缓缓流动的潜网，每时每刻都保护着公司的信息安全。起初它的作用尚有边界，但如今这种监控正在扩大，成为控制员工的一种手段。

　　陈菲和王宁同属于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2019年前后，她隐隐察觉到，公司的弦突然收紧。有一天，陈菲收到了多条公司微信群解散的消息，群聊页面只留下一条格式化的通知，“要求即刻解散”——包括公司全员大群、团建群、健身群甚至奶茶拼单群。

　　很短的时间内，HR迅速肃清了所有可见的私人与工作关系，并且在两者之间设立了高大的屏障。尽管奶茶群里，从来没人说过任何有关工作的事，它起源于某次领导在组会后的犒劳，又亲手被领导终结，“群里平时只有简单的奶茶拼单记录和群收款”。后来，陈菲再也没看到有同事拎着一大袋奶茶上楼，“现在都是各喝各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失控又将是注定的。数据的背后不仅只有商业博弈，当我们面临潜网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面对监控，同时也被卷入一场人、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技术赋予了潜网更深的隐晦性，它蛰伏在技术的脉络下，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秩序，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

　　用内网登录公司任何后台，陈柳依的电脑屏幕上都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水印——她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后4位，水印大大减小了员工随意截图的可能性，毕竟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名字和谈资产生直接联系。但陈柳依感觉有些不适，“它仿佛在告诉我，我的每一项行为都被记录在案”。

　　这些截图有的成了“罪证”。据彭博社去年8月30日消息，阿里巴巴将开除对外泄露“控诉前公司经理性侵”内网文章的10名员工。知情人士称，这些员工将内网控诉文章的截图除去个人水印后对外公开发布，此行为违反了公司政策。另外有三人因在公共论坛发表不正当评论而受到批评。

　　一旦嗅到风险，潜网立刻会给出敏感的反馈。李望不久前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在距离正式离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照常访问技术文档，系统却突然显示“不能访问，请联系对应部门申请解封”。这种情况在李望此前的工作中从未出现过，他向技术部门提出申请才得以继续访问，“不出意外，应该是和我马上要离职有关”。

　　即将离开公司的员工，的确会成为特殊关注的对象，这点也在另一位前大厂中层的口中得到印证，这位中层告诉每日人物，她的下属离职时，作为直属领导，她曾反复收到相关提醒，大意是“你的下属xxx即将离职，请查看其近期操作有无风险”。而在对话框下方，附有该下属近期登录的所有后台和操作记录。

　　陈柳依某天发现，公司内部办公软件的员工联系方式突然被隐藏起来，以前的内部办公软件像一个巨大的通讯录，只要点击员工主页，便可以清楚看到对方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加急功能，可以直接联动对方手机号码，选择发短信或者打电话。”

　　但现在，联系方式不再轻易公开。“你必须和这个人有过对话，而且是双向对话，才能看到对方的电话号码。”如果对方并未回复消息，可以通过单线加急，“但已经不能看到对方号码了”。

　　变动的原因也很简单，“听说是外部的一个猎头拿着公司员工的手机登录平台，得到了大批员工的联系方式”。无疑，这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潜网的手越伸越长，对风险的判断也越来越谨慎，除了信息泄漏，如果一个行为被认为有损公司利益，立刻会被捕捉到。去年11月，国美内部发布的一份《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曾经引发热议，在通报中，员工的姓名、部门、所在楼层以及在工作时所有流量信息都公之于众，其中一位员工因为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流量达到22.5G而被处罚。

　　最后，潜网的手还会伸到公司外部。陈柳依的公司曾经有一个官方交友平台，但效率并不高，“主要作用是晒员工学历和财产”。一位同事在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大意是希望这个资源能真正活起来，并附上了一个微信群二维码。陈柳依也进了群，“后来这个群就发展为介绍对象的群”，伴随着群员越来越多，这位同事也拉了一些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同行入群。

　　直到有一天，这位同事在群里宣布自己已经离职的消息，同时他披露了一件事，在离职前不久，他收到了纪律道德委员会的警告，称“有人举报你通过微信群从事信息泄露活动”，这位同事极其生气，在群里语气激动，“我不知道是谁举报的我，但是大家都小心点”。

　　陈菲的公司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风波”。起初是有同事私下交流调薪后的收入，被他人举报后，经过领导教育了一番，“后来发展成相互报复，举报对方虚假打卡”。彼时高层震怒，全公司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场对虚假打卡的严查。

　　先是自我检举。当时的陈菲收到HR通知，如果存在虚假打卡情况，需要向部门领导发送邮件主动说明情况，并且抄送HR。“邮件需要具体到伪造考勤的次数，哪一天，什么时间点，真实几点到，以及虚假打卡的时间是几点。”

　　这场自查几乎波及了整个公司。“实话说，公司的考勤制度是不合理的”，规定上班时间是上午11点，陈菲和同事们却少有在晚上11点前下班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免除迟到惩罚——加班过了12点，不过需要提供证明。但往往晚上11点半左右，领导开始催促大家回家，“说我们应该早点下班”。

　　公司楼下的打卡机设在大厦外，只有两台，临近上班时间的前10分钟，排队打卡的两队长龙能从打卡机排到沿街马路边上，一眼望不到头。时不时有人探头，口中嘟囔着“怎么还不快点”，要是时间太紧迫，陈菲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迟到，而迟到的代价又是巨大的。“迟到的线个小时的薪水。迟到超过1小时，扣半天薪水。”王宁说。

　　在提交自查报告后，陈菲很快被部门大领导单独约谈。领导盯着她，两人一阵沉默，对方开始一连串的发问，“为什么你要迟到？”“为什么别人就不迟到？”“记住，这个工作如果你不想做，还有人排队来做。”陈菲低头不语，站在领导面前，她不敢反驳，对方的任何一个低评价，都极有可能让她失去这份工作。

　　但公司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她。半个月后，除夕假期前的凌晨，陈菲接到了HR的电话，“公司需要对你之前提交的自查报告进行再次核对”。电话里，HR每报一条，陈菲需要回复一句“是的”，如果陈菲回答的语速略快，对方会立刻发问“你确定没有撒谎？”“保证真实吗？”半小时后，HR又来了一通电话。“你可以向我发誓，你没有说假话吗？”一瞬间，陈菲感觉自己“像个犯人”，被推入监狱前接受逼供。

　　凌晨3点，HR最后一通电话来了。对方最后一次提醒：“如果你作假，我们会调监控去查你。”在确认完毕后，HR告诉陈菲需要按照格式和要求发送一份确认邮件，收件人是执行CEO级别的高层，格式是“本人核对真实有效，确认无误”。

　　“我知道迟到是不好的事，也明白自己有错。”但数次重述这个并不算严重的错误，令陈菲无所适从。当晚，陈菲躺在床上，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回想HR的几通电话，“后来一想，HR根本没有资格在那么晚的时候打扰我”。她也对HR的话术产生质疑，“如果真的会查监控，为什么又要这样反复逼问我？”

　　但陈菲不知道，作为最后的手段，监控确实存在。由于追溯打卡时间较长，王宁已经基本不记得自己的打卡情况，HR有一天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你隐瞒了虚假打卡，说实话吧”。见王宁否认，HR才告诉她“我们调了监控，你迟到了2分钟，而且我们还知道是谁帮你开电脑虚假打卡”。

　　“主动反馈吧，否则就开除。”王宁迅速理清了过往的打卡记录，她和同事最终都遭到了处罚，“那个月的绩效打到了最低”。

　　没有人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虚假打卡事件后，“公司开除了不少人”。王宁有一位同事当时在休婚假，加上临近春节，没有太在意公司的事，也没有及时反馈，“她回来就被开除了”。

　　一场肃清后，最直接的变化是——就算有员工12点后下班，申请第二天补卡，也需要提交邮件到CEO层面，“很多人就算真的需要补卡，想到这么繁琐的流程也就算了”——合理晚到也不行了。

　　在这家公司里，微信群被解散后，所有人开始使用官方内部办公软件沟通。在内部APP里，所有人使用花名，无序的名称背后，甚至没有对应的职级和部门，更别说联系方式——这意味着，除非挨个记住员工的花名，否则不可能检索到任何一个人。

　　公司甚至不再允许有文件和资料存档，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开始变得困难。无序的组织架构和信息曾令陈菲感到一片混乱，“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坑踩一遍，什么事都得张口问，可能跑了半天就做了一点小事情”。这点同样得到了王宁的证实，“遇到什么事，找什么人负责，要找哪个团队，这些信息我们都不知道”。

　　每隔一个月，陈菲所在的办公室全员需要更换一次位置，“区域没有变化，但是会打散身边的人，让你从东边到西边，或者从北边到南边去”。换位置的当天，领导会提前发布新的座位表，“通知大家今晚8点换位置”。

　　一到时间，所有人起身，工位很窄，“像个网吧一样”，电脑又需要跟着人走，移动的速度极慢。桌椅摩擦，人们边收拾边低声抱怨，各种声音交缠在一起。陈菲对面的一位女同事，每次换位置都要抢在最前头，熟练地搬运主机，插电，开机，然后埋头工作。每个人都是面无表情的，“因为大家太忙了”。

　　究竟是谁在操纵潜网，这个问题并非无迹可循。许多互联网公司都存在内部的自查自纠部门。每隔一个月，陈柳依会收到一封来自纪律道德委员会发送的全员邮件，邮件上会通报近期公司内部出现的违规行为，“具体到犯事员工的部门、姓名、缘由以及处罚结果”。

　　李望所在的公司有一个“阳光职场”行动，众多违规行为内，有不少员工因为信息泄露而遭到通报，比如一些员工发送了同事的联系方式给猎头或者竞对公司。

　　但这些公开的通报部门，更像一个机器，监控者隐身在潜网背后。陈菲和王宁都在猜测，到底是哪个部门在控制潜网——尤其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模糊的公司里，HR更像是一个执行者，“似乎还有个合规部门在调查”。

　　当潜网笼罩了整个公司，一种相互举报的风气开始滋生，原先被控制的人开始融入这张网络中，成为潜网的一部分。在虚假打卡调查中，公司曾经鼓励员工之间相互举报，“举报者将会减轻责任”。

　　“公司发生了事情，会先调查周围的人，让别人去举报。”王宁说。在公司发布的通报里，知情不报的人将会被公开惩处，但如果有违规者愿意提前自我检举或检举他人，“这个叫做态度良好，可以减轻处罚，另外的人态度恶劣，将被开除”。

　　而到底什么是秘密，什么究竟该被举报，没有清晰的界限。直到有人从高楼跳下，有人被救护车带走，外界轩然大波，员工们却在社交网络上集体失声。一位同事在脉脉上发布了一张救护车带走公司员工的图片，后来被揪出来，作开除处理。后来在公开发声中，他猜测公司是根据爬虫技术定位到了他。

　　没有人再敢发声。“你能看到，无论是脉脉还是知乎，我们公司在职的人发言特别少，因为一旦发言公司很可能会知道。” 大家甚至开始默契地不在社交媒体上表露任何信息，包括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就算是日常分享，王宁也必须屏蔽自己的同事组，“这是一定要做的”。她开始养成习惯，尽量少发，“包括我的小孩照片，都不会发”。

　　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们越来越谨慎，他们经常会接到一些猎头、咨询公司乃至媒体的电话，有人想打听离职的前同事，有人愿意付费咨询一些业务情况，或了解公司最近的动态，大家都立马拒绝并挂掉电话，甚至连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愿提起公司相关的事情，生怕不小心说的哪句话给公司造成损失，成为自己被开除的罪证。

　　潜网像蚕食一样默默侵吞着公司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王宁休产假前，HR明言，需要退群才能批准产假，她主动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后来内部APP的账号也被没收了。“完全和公司脱离了一样。”

　　气氛越来越压抑，陈菲在公司变得沉默寡言。她开始不断迟到，明明9点起床，就坐在床边发呆，看着指针走过11点，才慢吞吞去上班。“我不想去上班，讨厌周围的环境，整个人都是愤怒与抗拒的。”她也失去了对很多事的兴趣，看电影、吃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又有什么好吃的？”陈菲最终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尽管领导曾经告诉她，“一毕业能来这里已经非常幸运”。

　　古典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的，这种精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技术曾经致力于让人们在一个因连接而广袤的空间内，听到或微小、或孤独的声音。如今它又亲自为自己缔造了一扇门，将一些人关在其中，无法挣脱。直到离开，陈菲才后知后觉，自己的状态不对。“我都没觉得不对，更别说去反抗它。”

　　“只要不太过分”，绝大多数人已经习惯潜网的控制。实际上，包括李望在内的程序员们明白如何让潜网“失效”。“我们知道公司的整套软件是如何工作的，可以暂时性地把程序先‘杀死’。”就算IT部门定期对软件进行更新与升级，他们依旧有技术手段能够避开这些操作。

　　但这样太费劲，“似乎也没必要”，隐私成了妥协的牺牲品。李望选择当沉默的大多数，“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巧妙地对抗这些事，这种对抗基本没有用”。

　　对抗的作用确实微乎其微。互联网公司的加班现象饱受诟病，曾有一份大厂作息表以共享文档的形式流传于网络，四个应届生建立了它，更多大厂员工在里面分享公司的加班程度、业务现状、是否有坑等“隐秘信息”。但该共享文档的创作团队告诉每日人物，文档在发布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频繁的举报、封禁和删除。

　　王宁的离开更像是一种无奈。休完产假回公司后，公司仍未向她开放原有的内部账号，她向公司申请休哺乳假（注：女方产假期满一年内，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日内安排不少于1小时的哺乳时间），隔日公司却突然告诉她，两年前她的一次打车报销出现问题，发票连号违规，公司决定与王宁解除劳动合同。“他们说如果要证明，需要提供当时的支付凭证，可是两年前的东西让我怎么去找”。

　　她被拉到一个办公室内，既然是谈判，条件一开始就被列出来：发两个月年终奖，再补一个月薪资。领导说：“建议你离职，和公司好聚好散。”接下来是反复的拉扯——违规情况、补偿条件以及一份竞业协议。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长达4个小时，随时有人监控着王宁，去洗手间也不例外。王宁甚至没有吃饭，“尽管我还是一个要哺乳的妈妈”。

　　第一场谈判以失败告终，王宁坚持要求公司提供2N+1的补偿，直到第二场谈判，对方问王宁：“究竟能不能降低诉求？”王宁不同意，“我觉得我的报销不存在问题”。对方突然给出狠话，毫无余地，“那就开除吧，你可以走了”。这意味着，王宁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偿移动宽带架设外网vpn，包括去年一整年的年终奖。

　　在潜网的监控下，她无声地走出了大厦，手里还有一份特殊的离职协议。“像一个污点一样，因为被开除，我手上的离职证明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报警失败后，王宁没忍住哭了。她甚至想过，要向公司过去的维权者一样，自己抱着孩子在楼下拉横幅，刚和丈夫诉苦完，又被劝下了，“没有用的”。她何尝不知道没有用，过去上班时，她路过那些拉横幅的人，除了心生怜悯，其余什么都做不了，而现在该轮到她怜悯自己。（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