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9日，上海《东南日报》、《立报》等各大报纸先后刊载了一则消息，讲述了日前越狱逃窜的中野久勇被捕后，经审判后被判处枪毙。

　　中野久勇最终接受正义的审判，实在是大快人心。但在许多人心头，最疑惑的是，中野久勇是怎么从牢狱中逃脱呢？要知道对于在押的日本战犯，通常在我们的意识中，都应该是属于严格拘押看管的对象，甚至于其在接受审判前，还要防止这些日本战犯自杀。

　　中野久勇在抗战时期，是侵华日军住崇明岛特高课科长。所谓特高课，实际上就是日军内部的间谍机构，在整个抗战期间，特高课的主要任务有五项：

　　那时的崇明岛上，有中共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以及游击队在活动，中野久勇就在驻防崇明岛期间，在日本宪兵队的配合下，进行捕杀游击队以及抗日志士的行动，手段十分毒辣，在抓到抗日志士或游击队员后，中野久勇就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然后再将他们绑缚石头投入长江毁尸灭迹，随着江水退潮，岸边多有发现抗日志士以及游击队员的遗骸。崇明县第一区区长黄乾亨，就是在被捕后受尽酷刑，最终被中野久勇以此方式杀害的。

　　按理来说，这个由国民政府国防部亲自设立并看管的上海战犯拘留所看管上应该很严格，理论上不会给中野久勇有逃跑的机会，可中野久勇最终还是找准了机会。

　　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中野久勇谎称要上厕所，借着打开牢门的机会，他悄悄溜到了没有上锁的工作人员办公处，然后趁机溜到院子里翻墙潜逃。

　　这所国防部建立的江湾监狱，在生活环境上其实比不上提篮桥监狱，不仅仅是相对于犯人，就连工作人员也都是如此。在江湾监狱工作的人员普遍情绪不高，意志松懈，尤其是在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把注意力已经转向战争后，监狱的管理就更加松懈。

　　江湾监狱关押的战犯，没有统一的囚服，很多人甚至都穿着他们自己本来的衣服，有得是军服，有得是西装（中野久勇自己穿的就是西装），无形中给监管增加了难度，更为关键的是，江湾监狱外围没有建设相当比例的高墙，只是在平房外围扎了一圈警戒电网。

　　中野久勇越狱后，立即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特别是过去战争年代深受其害的崇明岛民众，更是气氛异常，以至于后来就连蒋介石也听说了这件事。

　　中野久勇心里很清楚，自己越狱以后必然会遭到中国军警的追捕，所以对他而言，如何躲藏才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中野久勇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那是相当的了解，他来崇明宪兵队任特高课课长前，曾任过江湾新市街宪兵队队长，并在那里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对上海的大街小巷比较熟悉，会说中国话，甚至还会说一两句上海话。他从监狱逃出后，先是跑到了南京路，在一家旧货商店卖掉了自己的西服，换了一身长袍马褂，让自己尽量看起来像一个中国人。

　　后来几天的时间里，中野久勇过上了社会盲流的生活，白天走街串巷，晚上就睡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

　　十二月的上海天气异常寒冷，越狱的中野久勇身上没穿多少衣服，没过多久便被冻感冒了，中野久勇只好用为数不多的钱买来几包粉末状的阿司匹林药剂。

　　那时国民党当局对于社会上吸毒、贩毒的人员格外关注，加上中野久勇又说不清自己来历，所以守卫怀疑他是贩毒人员，中野久勇再三狡辩：

　　就在被关进嘉定警察局的第二天，中野久勇就被移送到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中野久勇被关了十八天，随后又被移送到地方法院，被关了二十八天。

　　也因为这次的偶然事件，使得中野久勇宛如在社会上蒸发了一般，上海军警在追捕的过程中考虑了种种可能，可怎么也想不到，中野久勇居然会被嘉定警察给关起来了。更为奇怪的是，从他被嘉定警方抓捕，到后来两次转移，几次审讯都没有甄别出中野久勇日本人的身份，后来他随身携带的药粉经化验后证实，确实是阿司匹林。于是，地方法院宣告他无罪释放。

　　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中野久勇不敢再到嘉定投靠朋友，只好在上海流浪，那时日侨联负责为在中国的日本人办理回国手续，但中野久勇不敢去联系，怕暴露身份，又不敢以中国难民的身份去登记就业。为了糊口，中野久勇不得不在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老垃圾桥、新垃圾桥等桥头处，给上坡的黄包车、三轮车、塌车车夫推车，从中拿点推桥头费。

　　“我就在乍浦路桥推三轮车过桥，冒称广东人，一共推了十一天，推到三百多万块钱，除了吃饭开支外，还买了二件衣服，夜宿三角地小菜场。”

　　因为中野久勇意外被嘉定警察拘捕求vpn日本，以至于当时的上海军警在搜捕连续三十多天的搜捕不顺利，为此遭到了上级部门的训斥，警察系统也只好继续派出暗探，走访上海市各个角落。

　　一方面认为，中野久勇很可能混进日本侨民中，借助正当身份回国，但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野久勇好不容易逃出，自然应该是想办法尽量离开上海，甚至可能逃到苏北解放区。

　　也有人认为，中野久勇知道自己受到了通缉，所以他很可能就躲在上海某个角落，打算趁风声过后再逃离。

　　1948年2月28日，两名暗探再度从桥南途径桥北，他们注意到在桥堍边上一个人立即冲上来为他们推车，经仔细辨认，此人的面容与中野久勇有八分相似。当车推到桥中时，一个乔装打扮的暗探故意拿出5000元（旧币，相当于5角），并要求推车者找3000元零钱，但那人只肯找2000元。

　　尽管他在上海生活多年，也会说几句上海话，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在细微之处依然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大饼”中的“大”字，很像是外国人初学，将强调拖得老长。

　　趁着对面推车人接过手中的零钱，两名暗探直接伸手按住了此人，后来经过审讯，发现是已经逃走两个月之久的中野久勇。

　　一开始，法庭就中野久勇越狱出逃一事进行公开审理，并依据当时相关法律，予以免诉处理，大概是中野久勇也对此次出逃一事洋洋自得，于是在法官石美瑜的询问下，洋洋自得讲述了自己在逃亡途中“过三关”的事迹，事实上也确实是让人差异，一个日本战犯，逃狱后被地方逮捕，连续转移三次，都未能甄别出他日本人的身份，可见国民党当局在管理上的严重漏洞。

　　到了这个时候，中野久勇开始耍起了无赖，他百般抵赖自己所犯的罪行，一会儿归咎于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此次一同受审），宣称是受了上司的指派；一会儿又归咎于部下，说是他们在胡作非为，自己完全不知情。

　　中野久勇早对自己的罪行有清晰的认识，是以宣判完毕后，他脸上也只是苦笑，隔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什么，才转头对法官称：

　　“被告大庭早志在作战期间，充任崇明堡镇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中野久勇原在崇明县城内充日宪队特高科长，嗣又调至堡镇日宪队服役，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有我崇明县第一区长黄乾亨，在该县强民乡刘伯雄家，召开区务会议之际，被中野久勇知悉，即率伪军前往捕获，因黄乾亨不变素志，卒被送至堡镇日宪队大庭早志处，先之以毒刑拷打，继之以杀毙毁尸，意图摧残我民族，而为不仁道之行为。又将捕获我方游击队之士兵二十馀人身缚石块，掷之海中，各以‘大汤馄饨’，资为乐事，作有计划之屠杀暴行。战事结束后，据被害人家属黄子方及见证人黄上达等检举，由战犯管理处将被告等移解本庭侦查。”

　　中野久勇、大庭早志被判死刑的消息传来后，崇明岛上的民众顿时欢欣鼓舞，甚至还专门派出代表来到法庭，要求将两犯押解至崇明接受正法，上海军警考虑到押送途中路途遥远，生怕途中出现任何意外，最终未予同意。

　　大庭早志是中野久勇的上司，尽管年龄比中野久勇大，职务也更高，但资历却浅，一听中野久勇如此抗辩，他也满怀不忿的说：

　　“军事法庭对你们的审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此次判处你们死刑，是你们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你们在中国境内杀人放火罪行累累，今天死到临头，还说什么中日亲善，真是不知羞耻。”